談國學的,老喜歡高抬清朝乾嘉,以其經史考據及語言文字訓詁為門徑,視為正宗。講科學方法的,也喜歡乾嘉,說是實事求是,具科學方法及理性精神。此皆不甚讀書之過也!乾嘉諸儒固然以考據為號召,但亦不過如漢代王充那般,大談祥瑞,而信鬼神,謂命皆前定,且云鳳凰麒麟皆真有。這和科學精神、實事求是,根本是兩碼事。考證經史,也不是這批學者精神狀態的全貌。講考據經史的先生們,可能不太讀《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秋坪新語》《秋燈隨錄》《夜燈叢錄》一類書。若看看,或稍微想想:「為何總纂四庫的紀曉嵐,對乾嘉學風大有功勞,而竟無什麼經史考證之作,平生著述,反而只是談狐說鬼的《閱微草堂筆記》」這一類的問題,便可突破一個刻板印象,發現獵奇述異、談狐說鬼,在當時士大夫之間才是普遍和重要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戴震、錢大昕、余蕭客、任大樁、邵二雲、朱彝尊等人談狐、說鬼、玩扶乩,甚或遇鬼的事,據我所知,就沒有任何人在研究他們或為他們作傳記時提到過。其實這類事足以觀性行、知癖好,與其知識結構和取向更有密切之關係,不容忽略。這些人與章太炎、胡適、魯迅之不同,即此亦可略見。所以這是非常好的線索,可惜大家都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