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哈多軍事統治時代,印尼華人生活在排華情緒與同化政策的壓力下,日常不能公開讀、聽、寫中文,不准在家庭以外的實踐文化風俗,所有華文學校也因此被關閉。但是,另一方面,印尼提倡有神論立國,推行宗教反共政策,保障原住民本有多元宗教自由,卻也使得各種華人信仰組織有機會依附于原住民本有的佛教信仰。全盤更名「佛寺」的華人民間廟宇,除了獲得通融保留原來的漢字文物碑銘,也繼續收藏與使用原本宗教需要的老舊典籍,並因此擴大了印尼「佛教」的陣容。當廟宇無言中成為華人宗教書籍最後傳播據點,人們唯有藉著宗教掩護去學習和使用華文,「誦經需要」曾經是整整幾代華人讀華文認漢字的合理解圍方式。利用印尼語翻譯「佛教」書籍,實際上也等於借用強勢族群語言文字去維續弱勢文化傳承,即使這樣的文化傳播並不全面,也有偏差,它還是確保當地華人藕斷絲連的文化認同。進入21世紀,很大部分印尼華人子弟在同化政策長期薰陶下已經不諳華文,可是當政治演變至民主化時代,印尼教育部推動全國學校設置華文科,人們卻驀然發現,早期迫不得已採用印尼語言的華人「佛教」書籍,已然不再局限於華人,反而開啟了華人宗教/文化向著數以億計的泛馬來人族群展開文化對話的先機。這是當年冀圖同化華人的那一代人所預料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