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1945－1990〉

社會學的終極關懷是社會秩序如何建立的課題；然而也許因為社會學者都是文人，他們不太意識到戰爭—一個在人類歷史上不斷發生、而且對社會秩序帶來重大衝擊的事情—的存在。儘管韋伯（Max Weber）、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及阿爾道塞（Louis Althusser）等社會學大師一再強調暴力是社會權力的基礎、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後防線，然而社會學者都只願意投入心力研究意識型態、社會分工、利益交換、以及人們的常識假設等因素如何協助延續既有的權力關係，但卻極少探討軍事力量對社會秩序的影響。作為分支的教育社會學比母體的社會學患有更嚴重的「去軍事化」及「去戰爭化」弊病。也許因為學科發展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承平年代的美國、英國及法國等西方社會，教育社會學者對戰爭及軍事因素視而不見，他們完全忽略戰爭對學校教育的衝擊、學校體制如何影響「文人」及「武人」的權力分配、及軍事衝突如何左右不同階層及族群的社會流動機會等等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