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向來是以田野蹲點輔以文獻研究,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而其訴求莫不在於既能呈現文化現象,又能深掘現象的根部,找出社會結構、情感意緒、道德追求、價值依歸、美學的超越,乃至個人在承載與體現文化的同時,如何抒發胸臆,建構個人的認同與社會歸屬。然,無論是「呈現」抑或「深掘」,都會涉及文本,或是文本的書寫,或是文本的閱讀。而這兩者,正是文學人類學的主要意趣:一則是關乎人類學家如何將研究所得的文化知識,透過各種再現媒介(例如:民族誌、論文、小說、詩歌;書寫、影音、文物展示、感官體驗),加以傳遞;二則,破解文本的象徵意涵、文本所依附的文類框架,和不同表意方式所承載的文化、歷史、階層、性別指涉等(例如:口傳、神話、歌詠、敘事)。前者是人類學者對「自身」學科的反思以求「再現」他者;後者,則是探索如何「進入他者」的生命世界、感知與認知。人類學家的反思,無法由他人借箸代籌,但如何閱讀他者,卻可借鏡文學研究。胡曉真的新作《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可說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借鏡範例,特別是她所開演的「文學感知力」或稱「文本感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