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光「殘」影：消失的身心障礙女性群像

每一個投入障礙研究的研究者，應該認知自己作為一個研究者與自己研究的關係（Ostrove, J. and Rinaldi, J. 2011）。我作為一個身心障礙女性的身份，引領我投入身心障礙女性議題的研究。1955-1965年間台灣爆發小兒麻痺症大流行，1966年全國實施小兒麻痹疫苗接種計畫，病例大幅減少（王乾勇 2005）。1在小兒麻痺症沉寂數十年之後，1980年左右因為疫苗接種疏失，小兒麻痹疫情再次爆發，當時約有1,049個通報病例，而我正是其中之一（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醫學史工作室 2011）。相較於西方國家，台灣對於身心障礙女性議題的研究仍處於萌芽階段，身障女性的社會處境仍然受到政策與社會服務體系所漠視。本文欲從我自己身為一位女性障礙者的生命經驗談起，分享我在英國里茲大學修習障礙研究過程接觸身心障礙女性主義論述所帶來的碰撞與啟發，並嘗試以一個新的視框重新檢視台灣身心障礙女性的群體壓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