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從哲與「紅丸案」之研究

方從哲是神宗朝最後一任首輔，而神宗一朝，因立「國本」而爭訟達三十年之久。雖然神宗於在萬曆二十九年冊立朱常洛為太子，但朱常洛的儲君地位，仍屢受挑戰。萬曆三十一年，有「妖書案」的發生，「妖書」的內容，除道出神宗的心態外，也顯示朱常洛所處地位的危困。至萬曆四十三年，又發生了「梃擊案」直接危及了儲君的安全，而這些案件皆顯現朱常洛當時地位之困窘。神宗死後，由光宗即位，然而不久光宗就因食「紅丸」而死亡，故此事件有「紅丸案」之稱。然而「紅丸案」發生之後，舉朝震駭，當時的首輔方從哲，因處置失當，為廷臣交相指責。而方從哲於任首輔以來，政治上缺乏建樹，加以「紅丸案」之發生，從哲在當中的處理態度受到爭議，最後因迫於輿論之攻訐，遂黯然去職。在方從哲去職之後，對於「紅丸案」爭議並未結束。案發之初，因為方從哲的處置失宜，引起了第一波的論爭，致使從哲之去職。天啟二年時，由於編纂《明光宗實錄》，對於「紅丸案」相關人員的責任問題，必須進一步論斷，因此又引發了第二波爭訟。而當時熹宗下旨，由張問達及汪應蚊負責「紅丸案」的調查。到天啟五年，朝政被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所把持，企圖藉「紅丸案」重新詮釋以固權，於是有《三朝要典》的編纂之舉。然而待思宗即位，「閹黨」失勢，《三朝要典》遭焚燬，又推翻了「閹黨」對「三案」的詮釋。而方從哲在「紅丸案」的角色，亦因不同時代，被賦予不同的論斷與詮釋，由此可以分析當時各時期的政局變遷。「紅丸案」的論爭，突顯出明末政局門戶對立之嚴重，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而神宗一朝，東北之邊防已受到嚴重威脅，而朝廷又紛擾不斷，方從哲身為首輔，已無力挽救當時政局。本文藉由方從哲與「紅丸案」關係的探討，除勾勒當時議論「紅丸案」的情形外，也反映出明末的紛擾政治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