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乎？世界乎？文學的去從

To Compare, or to Worlding? Whither Will Literature Be?

比較文學自從由歐洲移植到美洲的土壤之後，便一面建立橋頭堡，採用獨樹一格的研究策略，一面呼喊這個學門的危機，1 然而在危機意識中，比較文學和個別國家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比如英美、法、德、西、中、日、韓等文學）作對比時，卻算得上是最有彈性和開創性，而且每每獨領風騷。比如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眾多國家文學的行列中，率先開拓文學理論作為論證的場域，一時之間，在各種主義（-ism）大事登場之後，不論是那一種的國家文學，紛紛仿效以理論的基礎和架構出發。然而文學理論畢竟有時而窮，到了九十年代又和文化研究締結聯盟，也因此有部分明顯不屬比較文學這個範疇的研究，因為和文化研究沾上了邊，都無形中以比較文學研究的姿態出現，包括原先屬於政治學或社會學的論述，接著再從二十世紀跨進二十一世紀，比較文學的亮點又和翻譯結合（比如Emily Apter, The Translation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不過這個翻譯卻和傳統的翻譯不同，不只是涉及翻譯理論的建構，也是文字和文化的翻譯，更是狹窄國家主義文學的解體。究其實，無論是理論的本身、文化的調和整合、還是翻譯的重估，都是傳統比較文學的課題，或許可說是分支的實體，目前的作風並非把比較文學風貌改變了，取得了新的立論基礎。稍微誇張一點的說法，就是新瓶舊酒，把原屬奠基型的項目，重新包裝，借用新的推銷術來呈現，並沒有本質上的易容換筋，也因此沒有在體質結構上做改變，只是把從前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變成大宗的潮流和重行詮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