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儒家、康德倫理學與德行倫理學――評唐文明的《隱秘的顛覆》

Once Again on Confucianism, Kantian Ethics, and Virtue Ethics: Review of Tang Wenming's Secret Subversion

不久前，筆者發表了〈儒家、康德與德行倫理學〉一文質疑近年來在中西學界流行的以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來詮釋儒家思想之思潮。筆者的質疑主要涉及兩點：第一、德行倫理學與康德倫理學的關係；第二、德行倫理學的定義。這兩點在邏輯上是相關聯的。西方當代的德行倫理學係藉由對以康德倫理學為代表的義務論倫理學（deontological ethics）及以功利主義為代表的目的論倫理學（teleological ethics）之批評而被提出的。康德倫理學尤其成為德行倫理學的提倡者之批評對象。批評者極力強調康德倫理學與德行倫理學之差異，藉以凸顯德行倫理學的特色。在某一意義下可以說，德行倫理學是藉由與康德倫理學的對比來界定自己的。如果德行倫理學的提倡者對康德倫理學的詮釋有偏差，其自我界定也會受到質疑。近年來在西方出現了一批傑出的康德研究者，如柯爾斯嘉（Christine M. Korsgaard）、歐尼爾（Onora S. O'Neill）、赫爾曼（Barbara Herman）、貝朗（Marcia Baron）、薛爾曼（Nancy Sherman）、艾瑟（Andrea Marlen Esser）、貝茲勒（Monika Betzler）等。他們回應德行倫理學的提倡者對康德倫理學之批評，為康德倫理學提出有力的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