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根據鳩摩羅什譯《大品般若經》,進行一系列的注解、宣講、禮懺等學術性、宗教性活動,企圖建立以皇帝政治主導,以佛法治世為理想的「佛教國家」。本文以武帝著《注解大品經序》為文本,初步抉擇、探討上述主題。武帝注解《大品般若經》,強調該經在《般若經》群的重要地位,也彰顯龍樹、釋道安、鳩摩羅什、釋慧遠服膺「般若思想」實踐「菩薩行」,及其影響而形成南北朝特殊的「佛教國家」。武帝注解《大品般若經》,重建本經超越「五時」判教說法,而居於群經之首要地位。他認為《大品般若經》蘊含廣博精密的般若思想與菩薩行等義理、實踐法門,可以做為推行「佛教國家」政策的基礎。武帝在天監年間(502~519年)進行三十三種經論八百餘卷的佛典編篡、翻譯、注解、批判等學術工作,企圖以「般若思想.菩薩行」為主軸,掌握佛法的解釋權。其後,又進行「授菩薩戒」、「捨身同泰寺」與「般若思想.菩薩行」有關的政教政策推行工作,進一步建立他理想中的「佛教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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