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irm Performance and Alignment of R&D-Type Strategy in Taiwan's Electronics Industry

研發種類策略契合度對台灣電子業公司績效的影響

一、研究議題會計研究常使用價值攸關性一脈去檢視研發活動的價值創造過程(Lev and Sougiannis,1996； Liu, 2002)，但缺乏證明不同種類研發活動價值的可靠性證據。這是因為彙總性研發數字加總了不同種類的未揭露活動，但並不是每一種未揭露之研發活動均創造相等的未來利益。因此，Wyatt (2008)建議未來研究應區分不同種類的研發活動，並確認不同種類研發活動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創新一脈文獻多採產品創新或製程創新之極端二分法的分類方式，來分析公司創新策略的決定因子或成效為何，但忽略了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之間可能存在的互補性。實務上代工客戶愈來愈廣泛使用同步工程，跨功能專案小組，與設計配合製造等方式，意味著產品研發與製程研發之間協調與整合的重要性。近來的研究建議後續學者應採多重選擇模型（包括完全產品創新策略、完全製程創新策略，以及部份產品創新、部份製程創新的混合策略三種）來檢視創新策略的決定因子。此外，多數文獻使用創新成功與否來衡量公司追求產品創新策略或製程創新策略。然而，極有可能公司已耗費許多資源於產品研發或製程研發活動，但卻沒有任何的創新產出，故以投入基礎來衡量創新策略可能係一較好的方式。最後，創新策略應是一個內生的選擇。若研究者直接檢視創新策略與績效間的關係，而未考量到公司對於創新策略的動因具有異質性，將會造成實證結果的偏誤。歸納上述，本文擬探討一個研究問題：研發種類策略與台灣電子業公司所處情境之間的契合程度，對於公司績效的提昇，是否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由研發投入的角度，同時考量完全投資製程技術研發策略、完全投資新產品技術研發策略，與研發混合策略等三種研發種類策略，並採兩階段以克服內生性問題。本研究試圖提供支持策略性契合理論的證據。二、研究假說創新管理文獻已指出不同研發種類策略的決定因子，大體可分為四類。第一，外部技術契約與內部研發自製等技術拉動因子。Chudnovsky,, and Pupato (2006)，以及Du,Love, and Roper (2007)均發現外部技術(或知識)可提高公司成為創新者的可能性，也促使公司完全進行產品創新、完全進行製程創新，以及同時進行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然而，Roper, Du, and Love (2008)卻發現外部知識取得只對完全進行產品創新，與完全進行製程創新有正向影響。此外，由吸收產能的觀點來看，置身於外部技術豐富環境中的公司為了能更善用外部環境所創造之機會，會有誘因去進行研發投資(Cohen andLevinthal, 1989, 1990)。Du et al. (2007)發現內部研發活動對完全進行產品創新，以及同時進行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有所助益，但對於完全進行製程創新卻有負向影響。第二，公司規模與年齡等技術推動因子，以及出口與成長需求等需求拉動因子。Cohen andKlepper (1996)發現，公司投資研發進行製程創新的比重與公司規模呈現正相關，Chudnovsky et al. (2006)的實證結果顯示：大公司較可能進行創新活動，也較可能完全進行產品創新，以及同時進行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然而，Du et al. (2007)卻發現公司規模對於公司會完全進行產品創新或完全進行製程創新之決策，並沒有鑑別力；但大公司較可能同時進行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Miravete and(2006)的證據顯示：公司年齡對於進行製程創新的公司獲利有正向助益。Roper et al. (2008)發現公司年齡與產品創新之間，呈現負向關係。Chudnovsky et al. (2006)發現出口活動對於公司會完全進行產品創新或完全進行製程創新之決策，並沒有鑑別力，但對於生產規模有正向影響。最後，商標與風險等資源因子。Miravete and(2006)發現商標對於產品創新的報酬有正向影響。Roper et al. (2008)發現能夠取得財務資源對於產品創新有正向影響，但對於製程創新卻無助益。然而，Du et al. (2007)卻認為創新風險與產品創新、製程創新，以及同時進行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都沒有關聯性。可能因為上述文獻採產品創新或製程創新之極端二分法的分類方式，造成上述實證結果並不一致。策略性契合理論(Chandler, 1962； Topkis, 1978； Milgrom and Roberts, 1990a, 1990b and1995)認為，公司績效係組織追求之策略與組織結構性元素間契合程度的函數。不同領域文獻大多先探討與公司策略相關的代理變數，以及與公司所處情境相關的代理變數，再檢視兩者間之契合程度對公司績效的影響(Miles and Snow, 1978； Ittner, Lanen, and Larcker,2002； Ittner, Lacker, and Randall, 2003； Sampson, 2004； Katsikeas, Samiee, and Theodosiou,2006； Macher, 2006； Randall, Netessine, and Rudi, 2006)。會計領域的學者發現，作業基礎成本制之採用與會計利潤率之間的關係，取決於工廠的營運特性(Ittner et al.,2002)。行銷領域的學者在檢視標準化國際行銷策略對多國藉企業績效的影響時，也發現國際行銷策略與多國藉企業所面臨環境之間的契合程度愈高，多國藉企業的經濟績效愈佳(Katsikeas et al., 2006)。因此，驅動公司達成較佳績效的原因不在於策略本身，而係公司策略與其所處情境之間的契合程度(Sampson, 2004； Macher, 2006)。因此，本研究主張：研發種類策略與公司所處情境間較契合之公司的績效表現，應較研發種類策略與公司所處情境不契合之公司的績效表現為佳。台灣公司以往在全球供應鏈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台灣的電子產業。許多國際電子製造商（諸如Dell, Hewlett-Packard, Motorola,與Nokia）都將其製造活動，委外給台灣電子業公司進行代工。為了成為卓越的代工廠，台灣電子業公司致力於製程研發，即便其所處的情境與製程研發策略並不契合。例如：透過委外製造商與代工廠的關係，台灣電子業公司得以獲取外部技術以發展其自身的創新模式。根據Schumpeterian 的技術拉動創新模型，外部技術市場應會同時促使公司追求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活動，而非只有製程創新活動。此外，劇烈的全球競爭正趨使公司找尋新方法以增加自身之生產力。台灣電子業公司可能調整其策略方向，轉焦聚於可產生先進優勢價值的新產品研發策略（包含新產品技術研發策略，以及同時投資新產品技術研發與製程技術研發策略）。然而，立即性的調整並不容易。在此過程中，有些台灣電子業公司可能正往其最適研發種類策略進行移動，但在調整過程中處於「非均衡」的狀態。因此，根據策略性契合理論，本研究預期在調整的過程中偏離最適研發種類策略，將對公司績效有負向的影響。本研究推論假說如下：研究假說：研發種類策略與公司所處情境間的不契合程度，與公司績效呈現負向關係。三、研究方法為因應內生性問題，本研究的實證方法，採兩階段模式來檢視研發種類策略與公司所處情境契合程度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本研究先藉由過去研究建議之與研發種類策略相關的影響因子，於第一階段，利用個別公司本身的情境(包含當年度研發合作(COOPERA)，購併(MERGE)、本國技術授權契約(LICENSED)、外國技術授權契約(LICENSEF)、外國技術移轉契約(TRANSFERF)等佔公司研發的百分比，前三年外部技術契約的累積次數(EXPERIENCE)、當年度內部研發百分比(INHOUSE)、員工人數取對數(SIZE)、公司年齡取對數(AGE)、出口對銷貨收入比(EXPORT)、公司是否為Deloitte ToucheTohmatsu 調查之《2004 亞太地區高技術高成長前500 大公司》或《天下雜誌》2001-2003 年「標竿企業」的虛擬變數(RANK)、當年度商標數量(TRADEMARK)、前12季公司權益報酬率標準差(RISK)，以及2001 與2002 年兩個年度別虛擬變數，以multinomiallogistic 模型發展出公司研發種類策略（即包含完全投資製程技術研發策略、完全投資新產品技術研發策略，與研發混合策略）的模式（其中完全投資製程技術研發策略為基準類別）。第二階段則使用殘差分析法，利用第一階段控制個別公司競爭特性下所得之研發種類策略的殘差值絕對值(ABS(ACP-PCP))，即公司實際選擇研發種類與預測研發種類機率之差距的絕對值，來探究其與組織中間性創新產出與市場基礎績效（績效模型）的關聯性(Venkatraman, 1989)。實際選擇研發種類與預測研發種類機率的差距愈大，代表研發種類策略與公司所處情境間愈不契合。此不契合程度愈大，對公司績效的負向影響愈大；反之，此不契合程度愈小，對公司績效的負向影響也愈小。考量研發種類策略的遞延效果，本研究以累積二年台灣專利權數目(PATENT)與遞延一年的Tobin's q(Q)，分別衡量公司的創新績效與市場基礎績效。前者採Poisson 模型，後者利用普通最小平方法，進行實證分析。此外，本研究以二元logistic 模型作為第一階段研發種類策略的穩健性測試，其中若公司採研發混合策略，則應變數為1，否則為0。本研究將二元logistic 模型實證結果所得的殘差，分成正、負殘差，然後再將此正、負殘差帶入第二階段的績效模型當中。正殘差(POSRESID)代表公司'過度投資'研發混合策略，負殘差(NEGRESID)則表示公司'低度投資'研發混合策略。由於過度投資與低度投資研發混合策略均表示公司偏離最適研發種類策略，故本研究對第二階段實證分析之正殘差(POSRESID)的預期符號為負，負殘差(NEGRESID)的預期符號為正。四、研究結果本研究2001-2003 年的混合資料(pooling data)顯示：61%的公司採用研發混合策略（同時投資新產品技術研發與製程技術研發），28%的公司採完全投資新產品研發策略，少部份採完全投資製程技術研發策略。表四中，本研究multinomial logistic 模型（第一階段）的實證結果發現：在第一欄，研發合作(COOPERA)係數顯著為正(0.921；p<0.01)、外國技術授權(LICENSEF)係數顯著為正(0.907； p<0.01)、內部研發活動(INHOUSE)係數顯著為正(0.922； p<0.01)、公司規模(SIZE)係數顯著為正(1.351； p<0.01)、公司年齡(AGE)係數顯著為正(1.267； p<0.15)，財務風險(RISK)係數也顯著為正(0.305；p<0.05)，表示這些因子係影響公司為何選擇完全投資新產品研發策略而不選擇完全投資製程技術研發策略的情境因子；而外部技術契約經驗(EXPERIENCE)係數顯著為負(-0.77； p<0.10)、商標(TRADEMARK)係數顯著為負(-1.135； p<0.10)，成長需求(RANK)係數也顯著為負(-1.884； p<0.15)，顯示這三個因子係公司為何選擇完全投資製程技術研發策略而不選擇完全投資新產品研發策略的影響因子。此外，第二欄中，出口需求(EXPORT)係數顯著為負(-132.377； p<0.05)，成長需求(RANK)係數也顯著為負(-1.219；p<0.15)，表示這二個因子係影響公司選擇完全投資製程技術研發策略而不選擇研發混合策略的情境因子。更重要地，在表五中，本研究（第二階段）績效模型的實證結果顯示：在第一欄中，ABS(ACP-PCP)在創新產出(PATENT)績效模型的係數顯著為負(-1.16； p<0.01)，表示研發種類策略與公司情境因子不契合的程度，與未來累積專利權數目呈現負相關。在第三欄中，ABS(ACP-PCP)在市場基礎績效(Q)模型的係數也顯著為負(-0.66； p<0.05)，顯示研發種類策略與公司情境因子間的不契合程度，對公司未來績效有負向影響。此外，在第二欄中，POSRESID 在創新產出(PATENT)績效模型的係數顯著為負(-1.05；p<0.15)，NEGRESID 係數顯著為正(0.90； p<0.10)。在第四欄中，POSRESID 在市場基礎績效(Q)模型的係數顯著為負(-0.52； p<0.05)，NEGRESID 係數為正但不顯著(0.09；p>0.15)。上述結果表示：達到研發種類策略與公司情境因子契合之組織的績效表現，都較沒有達到契合的組織來得好，本研究發現與策略性契合理論論點一致的證據。本研究具有以下三個貢獻：首先，雖然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針對製程創新與產品創新的決定因子進行分析，並探討創新與績效之間的關係，但先前不一致的發現也使學者呼籲後續研究，可就方法面(研發種類策略與公司績效間的內生性問題)與研發活動的衡量面做改善。本研究探究台灣電子產業中，研發種類策略與情境因子契合程度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本研究同時考量完全投資製程技術研發策略、完全投資新產品技術研發策略，與研發混合策略等全面性的觀點，並採兩階段以克服內生性問題，本研究提供支持策略性契合理論的證據；即較佳公司績效的達成，有賴於適當的策略與公司所處情境之間的契合。此外，本研究確認出影響不同研發種類策略的決定因子，此發現有助於佐證創新管理文獻。最後，目前的財務會計準則規定下，學者指出彙總性研發支出對於未來經濟價值可能並不具有可靠性(Sougiannis, 1994； Healy, Myers, and Howe,2002)。本研究區分不同種類的研發策略，並提供不同研發種類策略的價值，係取決於是否與公司所處情境相契合的證據。因此，本研究的發現對會計研究有所貢獻。

Accounting research lacks the reliable evidence to accurately value various types of R& D activity.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practices such as concurrent engineering, cross-functional project teams and 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 point to the importance of coordinating and integrating both process and product R&D.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performance consequence of alignment between R&D-type strategy and contextual factors. Evidence from a pooling data from Taiwan's electronics industry for the period 2001-2003 demonstrates that most innovation firms (61%) employ R&D hybrid strategy (invest in both process and product R& D), while 28% invest only in product R&D and the remaining only invest in process R&D.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D cooperation, foreign technology licensing, in-house R&D activities, firm size, age and financial risk are all significant factors in motivating firms to adopt product R&D strategy vs. process R&D strategy, while experience of external technology contract, trademarks and growth demand are all significant factors in motivating firms to pursue process R&D strategy vs. product R&D strategy. Moreover, firms with intensified export and growth demands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adopt process R&D strategy, rather than pursue R&D hybrid strategy. More importantly, this study shows that firms adopting an R&Dtype strategy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an empirical benchmark derived from contextual factors are more likely to gain bette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innovation output and market-based measures, than those using an inconsistent R&D-type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