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retionary Accruals, Derivatives and Income Smoothing

裁決性應計項目、衍生性金融商品與損益平穩化

損益平穩化(income smoothing)為企業的重要活動，穩定的盈餘可以塑造企業低營運風險的印象，提高資本市場的評價，進而增加管理者的財富(Barton 2001)，因而損益平穩化成為管理者所關心的課題。此外，企業從事損益平穩化 亦可避免引起主管機關的注意(Moses 1987)、降低違反債務契約的機率 (Bartov 1993)、降低被解僱的可能性(DeFond and Park 1997)、改善債權人對公司財務風險的觀感(Smith and Stulz 1985)…等，因此管理者莫不致力於盈餘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來促使公司的損益平穩化，最近的一項調查也證實，高階主管願意犧性經濟價值以換取平穩的盈餘(Graham, Harvey, andRajgopal 2004)。為降低盈餘波動過度偏離正常盈餘水準以達到損益平穩化，管理當局可以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也可以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僅管這兩種工具都可以達到盈餘平穩化的目的，但在效用上前者純粹為名目上的會計活動； 而後者則實際影響現金流量。換句括說，不同的平穩化工具有其不同的效益與成本，因此在進行損益平穩化的過程，企業如何在衍生性金融工具與應計項目相互搭配以及何種公司特性(firm characteristics)適合何種平穩化工具使其成本效益最高是一項值得加以探討的主題。針對此一問題，本研究針對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公司，探討下列兩個問題： 一、企業特性與損益平穩化間的關係；二、裁決性應計項目與衍生性金融工具間在損益平穩化間是否存有替代性的關係？我們的基本假說為：由於管理者在選擇損益平穩化的工具時，會考量此二工具的相對風險、成本及效用，因此裁決性應計項目和衍生性金融商品兩者呈現負相關。本研究假定企業在決定盈餘平穩化時，管理當局先決定一盈餘數字，進而同時權衡兩種平穩化的工具比較成本效益來進行盈餘管理，因此在實證上，我們以聯立方程式來建立裁決性應計項目與衍生性金融商品與控制變數間的關係，該聯立方程式建立如下：it 0 1 it n it itDIC =α +α DER +α EXOGENOUS +ζ (3)it 0 1 it n it itDER =β +β DIC +β EXOGENOUS +ξ (4)方程式(3)及(4)中的|DIC|it代表第i家公司在第t年裁決性應計項目代理變數之絕對值，此絕對值衡量企業運用裁決性應計項目的程度，而DERit 則表示第i 家公司在第t 年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代理變數，|DIC|it與DERit為內生變數，此外各種控制變數乃為影響衍生性金融商品及(或)裁決性應計項目的外生變數，EXOGENOUS為外生變數向量。除了預期兩種平穩化工具間具有替代關係外，我們也包括了相關的控制變數，其中包括1)同時涉及裁決性應計項目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變數—董監事與經理人酬勞、借款、研究發展費用、外銷、利息收入與支出； 2)裁決性應計項目有關之變數—現金股利、會計彈性、營業的現金流量、資產報酬率、規模，與3)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相關變數—管理者持有股數、營運槓桿、現金循環、替代性避險工具、短期流動性、租稅凸性(tax convexity)。在樣本方面，本研究資料來源有二：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與安際資料庫。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7 號明確規定凡有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公司都必須揭露其用途及相關應揭露之事項，企業大多自1998 年度才開始採用該理準則，本研究樣本期間涵蓋1998 至2000 年三個會計年度。基於資料搜集成本與樣本量，本研究以樣本期間連續三年由中華徵信所列為前200 大的上市公司，並加入某些標準，產生109 個樣本及327 個觀察年度，其中有92 家公司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來避險，佔84%，而有59 家公司三年來都使用衍生性金融。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衡量使用 Modifies Jones Model (Dechow et al.1995)，並取其絕對值，衍生性金融商品則包括企業年度報告書中所揭露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期貨、選擇權、遠期契約)的名目金額。在模型上為避免衍生性金融商品使用上自我選擇造成估計上的偏誤，我們也包括了Mills 的反比率(Greene 2000)。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首先，如理論所預期，裁決性應計項目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在盈餘管理的操作上確實存有替代性的關係。其次在公司屬性方面，債務風險愈高、愈有成長機會、企業規模愈大或會計彈性愈大及獲利水準愈低的公司愈會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來達到損益平穩化的目的；另一方面，管理者酬勞愈高、出口比重愈高、或營業槓桿比率及資產短期流動性愈低的企業，則偏好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來達到公司避險及管理盈餘的目的。另外我們也探討企業在選擇兩種盈餘平穩化工具時的決策順序做為一個敏感性分析，實證結果發現台灣企業傾向以裁決性應計項目為優先考慮。最後我們與Barton的結果作了從兩個角度作了比較並提出批判—制度面與計量面。首先，台灣企業傾向先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然後使用衍生性金融工具，這樣的結果似乎是符合裁決性應計項目在使用上相對於衍生性金融商品有較高的成本效益。但在Barton的研究中則似乎暗示著衍生性金融工具對美國企業在成本效益上是較佳的選擇。其次，在計量模型的變數衡量上我們與Barton 間也有某些差異，我們發現Barton的平減的方式潛在地製造了自變數與因變數間的虛假關係，這是因為當公司間的總資產差異足夠大時，因變數與自變數間的關係便會由平減的總資產所驅使。在租稅凸性方面，Barton 的研究顯示美國企業主要經由裁決性應計項目作盈餘平化，進而降低租稅凸性的負面衝擊，但我們的結果則顯示台灣企業傾向使用衍生性金商品進行平穩化來降低租稅凸性的衝擊，表面上看來，Barton 的結果似乎是較合理的，因為裁決性項目適合用來盈餘作跨期間的分配，因此是成本比較低，不過在作這樣的解釋之前應考慮到其它的因素，第一，美國的損失在不但可以後抵(carry forward)而且可以前抵(carryback)，因此將盈餘在租稅上作期間的分配，動機相對較小，但在台灣則僅能後抵。第二，裁決性應計項目的操縱只有對「財務-租稅」一致的項目，才能同時平穩化與降低租稅凸性的影響，因此就衡量上而言，是有必要考慮所得稅與財務會計處理的一致性。在另一方面，台灣自1998 實施兩稅合一後，企業所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可以用來抵繳股東的綜合所得稅，因此營利事業所得稅實質上已經廢除，所以租稅凸性對企業「實際稅負」的負面衝擊應該有限，因此本研究所發現租稅凸性與衍生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具正相關，比較可能的原因是租稅凸性本身反映企業盈餘的波動性，也就是租稅凸性其實是盈餘波動的代理變數。因此，儘管本研究與Barton 的研究對於文中所提的理論大都支持，但基於上述對計量方法的質疑，我們認為其中許多問題仍待進一步的研究。

Using a sample of Taiwanese companies, we provid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use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nd derivatives in income smoothing. Relying on Barton (2001) and adopting a comparative cost benefit perspective, we examine a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nd derivatives in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is related to debt risk, growth opportunities, size, accounting flexibility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In contrast, the use of derivatives is related to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foreign sales, operating leverage and short-term liquidity. We also conduct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with Barton from both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etric perspectives, which raise several econometric issues and cast doubt on the empirical validity of prior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