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樞與通鑑紀事本末

我國史學萌芽於先秦，成熟於兩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歷唐而宋，乃至極盛。漢書藝文志將史記等史籍附於春秋之末，凡十一部，四百二十五卷。隋書經籍志史部著錄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增加了三部，所增皆東漢以下人之著作。新唐書藝文志二乙部史錄凡著錄一千二百一十五部，二萬九千二百零一卷。宋史藝文志二、三，史部，計著錄二千一百四十七部，四萬三千一百零九卷；又黃虞稷、倪燦等宋史藝文志補，又著錄八十五部，二千七百四十九卷；二者合計為二千二百三十二部，四萬五千八百五十八卷。宋較唐增多幾一倍，而唐人著作，經唐末五代之戰亂，散佚者十之五六，宋志中雖也著錄了五代以前著作，然不過佔十之二三，則知宋人之史部著作，至少有一千八百多部，三萬五千餘卷。姑不論其質之優劣，僅就量觀之，亦足以證明宋代史 學之盛。而史家人數之增多，史書體裁之創新，確有承先啟後之功，元明兩代史學家恐難以望其項背，即清代史學之成就，亦未必如宋代方面之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