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社會研究的若干省思

今天慶祝本所成立四十周年，很難得多位在海外的同仁都回來了。在此之前，三位前任所長從不同的角度談談過去本所研究的點點滴滴，很感性的述說一些值得懷念以及對後輩有啟發性的種種。那麼，我個人大概只能從臺灣漢人社會研究，尤其是過去民族所同仁的研究，簡單的回顧。當然，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在座的李亦園（1971,1993）、王崧興（1991）以及黃應貴（1983）先生等也談過或寫過這一類的文章，這裡只是提一些個人的看法，有些是他們已經談過，有些則是最近所發生的一些事情，藉此場合提出若干的省思。本所在籌備階段的十年，著重在高山族的研究或者是漢人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到了正式成立研究所以後，大概在1960年代中期以後，才開始從事漢人社會的研究。當然，漢人社會研究是受到西方人類學者的影響，他們來臺灣從事漢人社會研究，係以一種替代品的態度、角度。這一點，已故的陳紹馨教授在本所的集刊曾發表過一篇——〈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1966）。事實上，他覺得臺灣的研究也有它特殊的意義，不純粹是一個替代品而已。這一類的漢人社會研究，在1960〜1970年代大概受到Maurice Freedman或Morton Fried的影響，研究的興趣也大多集中在家庭、宗族、婚姻、宗教信仰、儀式行為等等。這類的研究也都從一種比較小的、單一的社區，以及同時限（synchronic）的探討，對農村、漁村做比較細緻的田野調查。當然，大部分的研究係一種傳統民族誌的調查方式，那個時代大部分就是從功能學派的角度來分析所發生的種種現象，例如李亦園先生在彰化泉州厝的研究（1967），對冥婚、吃伙頭等現象提出功能性的解釋。又如王崧興先生的龜山島研究（1967），也從功能學派的角度就提出社區主義、個人主義取向，藉以描述宗教活動與漁業生產活動之間的種種，很生動的把這兩種取向凸顯出來。本所有關臺灣漢人社會的研究，當時在李亦園先生的推動下，在座有好幾位同仁，像陳中民、黃樹民、徐正光與許嘉明先生等，他們當時也都從事漢人社會的研究，而且都有很好的成績呈現出來，有些成果是在本所的集刊或專刊出版，有些是在國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