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結構與生育模式：一個漁村的田野調查分析

不少學者認為在社會、經濟快速變遷中的社會，家族網絡關係可能是影響生育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以往有關生育行為之研究，包括臺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的一連串K.A.P.（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調查研究，往往忽略了家族網絡關係的重要性。這些研究通常不自覺地假設父母本身是生育行為的決定者，而沒有考慮到社會中的某些信仰與習俗不利於生育計劃，同時也忽略了在某些家族網絡關係裏，上一代對下一代生育計劃的影響力（參見Caldwell 1982:335-337）。中國人的家族網絡關係極其複雜，而且可能已滲入到社會價值觀念中而影響到生育模式，即使這些價值觀念在經濟上是不合於理性，但由於特殊的家族網絡特性而獲得支持與維持。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尤以Caldwell,Ware等人在非洲的研究最為重要。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些經驗研究大多集中於生育率高而一般的家庭或社會並沒有太大變遷之地區（Freedman 1981: 16）。目前臺灣的社會、經濟因素、家庭網絡關係和生育模式等均處於變遷的過程中，極合適於上述主題之研究。有關臺灣家族結構與生育行為之研究已不少（李亦園1975；謝高橋1980；Ronald Freedman,Baron Moots,Te-Hsiung Sun and Mary Beth Weinberger 1978）。尤以臺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所舉辦的幾次“臺灣地區家庭與生育力調查”（1965、1967、1970、1973），（K.A.P.調查），規模更為龐大。根據這幾次調查的結果顯示：臺灣在過去幾年中，雖然生育率的下降曾經緩慢下來，但由於節育方法的普遍使用，總生育率從1961年到1978年已下降了52%（M. C. Chang, R. Freedman and T. H. Sun 1981: 211）。有證據顯示，家族形式與價值觀念的完全西化，並不一定是生育率下降的先決條件。然而，上述的研究僅提供極有限的家族網絡關係之材料。也就是，家族網絡關係的特徵如何？這些特徵在社會經濟變遷中是否引起改變？以及這些改變是否引起生育行為的變遷？上述的研究並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因此有待進一步的探討（Freedman 1981：16）。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