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宋職制律析論儒家司法實踐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Discuss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onfucianism

首先，本論文探討唐宋職制律的法典位階，解析唐宋法典編排的思維與格局之轉變脈絡為何？《唐律》〈職制律〉可分三大類、總共有59條，包括針對官員違犯皇帝人身意志、違犯朝廷規定和官僚個人道德違犯公務處置。《宋刑統》照抄《唐律》而增加「門」的編排方式，調整條數並集中分類，其中增加令敕、格敕條，則意謂經濟發展的變化。《宋會要輯稿》的職制律，將攸關全國的經濟問題，列入食貨史料中。《慶元條法事類．職制門》一至十完好無缺，而且有相當數量散見於各門職制法令，尤其殘存敕和敕申明占1/4至將近1/3，顯見皇帝旨意法條化趨勢。 再者，透過宋代生祠立碑記與吏職變化，思考「職制司法」與儒家精神實踐之關聯為何？就儒學官僚的守法而言，宋代「生祠」必定依附在「立碑」的法令下，雖然建造德政碑逐漸喪失唐代與考課法結合的功能，但語彙運用卻反映宋代官員表達職責所在與自我要求的態度，建碑過程更顯示地方官執法分寸與守法技巧。就儒家司法的公平原則而言，宋代為達到獄訟無冤的理想，鞫讞分司是重要程序。地方衙門與審判相關的公吏工作必須井然有序，於是官箴中重視御吏之道，朝廷新制則促成縣衙獄訟胥吏邁向專職化。 本論文以奉行儒家思想的官僚群體為研究對象，分析唐宋職制律的變動，以及探討司法實例的審判原則，從而觀察儒家官員法治實踐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