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的記憶」到「記憶的戰爭」：宋澤萊、陳映真與目取真俊的二戰記憶書寫

本文以宋澤萊〈最後的一場戰爭〉(1976)、陳映真〈忠孝公園〉(2001)與目取真俊〈水滴〉(1997)三篇小說中的二戰記憶書寫為題材，討論台灣與沖繩作家各自以何種立場介入東亞地區戰爭責任與戰後責任問題的爭議。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為：三篇小說當中的戰爭記憶書寫，分別呈現台灣與沖繩在戰爭與戰後責任議題上的何種歷史困境？與兩地在戰後的國族身分議題呈現何種交錯與糾葛？藉由對這些問題的對照討論，本文試圖思考台灣與沖繩作為東亞地區的「非國家」，如何建立具體連帶關係，共同抵抗以「國族」為名的戰爭與「戰後」暴力。將三篇小說放置於台灣與沖繩各自的歷史脈絡下，本文觀察到原台灣人日本兵與沖繩居民在與日本的戰爭與戰後責任爭議中，都必須強調自己在戰爭期間如何「作為日本人而戰」，使得他們在二戰期間身體受苦的戰爭體驗與記憶，面臨被日本國族敘事收編的危機。本文最後提出，原台灣人日本兵與沖繩居民作為國族身分「矛盾」與「錯亂」之歷史主體，其存在本身其實已經擾亂了「身體」、「國族」與「戰爭」的單一對應關係與邏輯，將「作為日本人而戰」的「身體」加以問題化，多重地挑戰著東亞的國族戰爭敘事與記憶政治學。同時，這些「非國家」身體挑戰東亞國族敘事的歷史能動性，也開啟了戰前被迫「作為日本人而戰」的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成為美軍基地「惡魔之島」的沖繩居民超越國族身分界線，與其他弱勢族裔人民「共有」戰爭的歷史經驗與創傷記憶，連帶抵抗以國族為名的戰爭與「戰後」暴力之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