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權調查證據之辯證－－兼論最高法院100年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刑事司法制度的檢討，自1999年司法改革會議確認制度變革方向之後，刑事訴訟法乃隨之作相對應的修正，其中作為制度變革的實踐性規範，主要反應在法院對於犯罪事實審判作為，以及法律規範對於法院涉入事實的要求與節制，而作為具體規範的內容者，當以刑訴第161條及第163條規定的修正為代表。該二條規定，為因應制度方向的變革，乃於2002年2月8日修正公布，同時對應措施的法律規定（諸如刑訴第161條之1至之3、第163條之1、之2之增訂），亦於2003年2月6日修定公布。惟作為實現司法制度改革構想的法律規定，是否果真得以具體且真實反應出制度修正的方向？從職權進行的體制修正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體制的構想，是否會在對於檢察官必須負擔實質舉證責任的要求，作更為具體的規範，而將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為修正，而果真使得檢察官必須就其所起訴之犯罪事實，負擔完全成罪的舉證之責？而法院不需對於犯罪事實的成立，作任何基於真實發見的職權取證的作為？恐怕在制度變革的理想思維下，法律規範的修正，在實踐當事人進行體制的構想，尚有相當遙遠的距離。蓋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的修正規定，雖要求檢察官就其所起訴事實為舉證，但作為搭配的刑事訴訟法第163條，卻仍舊要求法院為發見真實仍得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故當檢察官對於犯罪事實的舉證，無法形成法院有罪之心證時，除依第161條之規定，作為舉證之補正要求外，法院似乎尚未能從職權取證的拘束中，完全脫離出來。則既需要求法院依職權為確認犯罪事實的證據「調查」，則當事人進行與檢察官舉證的要求，豈不淪為空談？再者，當法院為滿足真實發見的要求，而涉入檢察官所未提出證據的調查，恐使得公平審判與公平法院的理想實現，有漸行漸遠之虞。當法院無法確立其公平的角色，欲贏得人民對於司法信賴的路程，恐亦遙遙無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