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間地權習慣與基層財稅困局──以閩臺地區一田多主制為例

以一田多主制為代表的清代民間複雜地權習慣，對清帝國的基層治理和財稅收入構成了長期的困擾。代表精英官僚視角的《福建省例》，對一田多主制在名義上持徹底的否定態度，但在田賦徵收中卻允許根據地權現狀進行變通操作。清代臺灣地區的淡新檔案顯示，基層官府完全承認一田多主的事實，並對田面主／小租主的習慣性利益予以保護。由大小租制引發的複雜的抗租糾紛，導致基層官員疲於應付相關詞訟，並面臨來自田底主／大租主的抗繳田賦壓力。作為官有土地的屯田，也援用民間的大小租制，進而導致官方在面對屯田小租權頻繁流轉的局面時，難以徵收作為大租的屯租。19世紀80年代後期劉銘傳在臺灣開啟的財政整頓運動，並未改變大小租制這一根本的地權格局，反而令租佃、租稅關係更為複雜。中國民法近代化運動中“物權法定”原則的確立，實際上有助於化約民間地權的複雜性，便於政府的管理與徵稅，從而服務於國家建設這一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