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制度與本體——基於朱子、象山對王安石變法批評的分析

王安石變法的影響遍佈於歷史書寫中的各個方面。對於士人們來說，則主要體現為使他們相信「得君行道」的政教理想是切實可行的。至於影響變法成敗的其他因素在他們看來則一度顯得無關緊要，變法的問題成了對「行道」的「道」的爭論，後來人對王安石的批評也多集中於此。批評往往伴隨著建構，否則批評就會喪失一定的說服力。朱子與象山作為「後王安石時代」的佼佼者，他們在對王安石進行批評的同時，亦給出了自己對變法的設計。在二人看來，王安石變法僅僅只是因循聖人所制定的萬世大法，朱子則認為變法既需要稽索方冊，考證聖人所創的萬世之法，還應通過個人修養工夫，與聖人性體冥契，從而以所契性體為根基，全方面完善「三代法度」。象山認為，心體是本，法度是末，透悟此心體，即能成全其末。在後王安石時代下，對變法如何可能的思考，因變法這一直接指向制度建構與歷史關切的事件的特殊性而具有了極其特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