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加强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之間的銜接，提高訴訟效率，2012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時新增了第52條，“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行政機關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是警察機關，規定警察機關在刑事任務之外收集證據材料職權的法律規範，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9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42條、第5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以下簡稱《反恐怖主義法》）第45條、第50—52條等，據此警察機關可以視頻監控公共場所，可以盤問、檢查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可以提取或採集肖像、指紋、虹膜圖像等人體生物識別信息和血液、尿液、脫落細胞等生物樣本，可以查詢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産，可以進行查封、扣押、凍結，可以採取（監聽等）技術手段……這些以對公民基本權利影響程度不同的手段收集到的各類材料，都可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2條成為刑事證據，至於追究的是何種犯罪在所不問。唯一的例外是《反恐怖主義法》第45條，為反恐怖主義情報信息工作而通過技術偵察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於反恐怖主義應對處置和對恐怖活動犯罪、極端主義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作其他用途。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法律法規並未提及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是否能使用刑事訴訟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僅2012年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第150條第3款規定，採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於對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於其他用途。也就是說，通過技術偵查收集的材料在刑事領域內可隨意使用，只是不得用於此領域之外，自然不得用於完成行政任務。這背後的考量與《反恐怖主義法》第45條一致，即因技術偵查措施對公民的巨大威脅而限制由此所得材料的使用。但考慮到預防嚴重犯罪（主要是有組織犯罪和恐怖主義犯罪）的現實需要，完全禁止為此使用刑事技術偵查所得材料值得商榷。如此看來，我國對行政領域與刑事領域間信息交流的規制可分兩個層次：其一，通過技術手段獲取的材料，其流通受到嚴格限制，或者只能用於特定的、涉及重要公共利益的目的，或者完全不能跨領域流通。但法律法規並未闡明技術手段到底包含哪些措施，GPS定位與監聽電話都稱得上技術手段，給公民造成的負擔卻不在一個量級，立法上是否應該一視同仁值得思考。其二，對其他信息的流通規定得非常簡單或者根本沒有規定，這一方面造成信息毫無門檻、暢通無阻地從行政領域流向刑事領域；另一方面，刑事領域的信息因為缺少法律授權而無法在行政領域使用。如果說兩個領域間信息交流的規範應該在行政執法、刑事司法背後的公共利益與公民基本權利保障之間找到平衡，而這一平衡存在多個可行解，那麽當前的規則還稱不上最優解，而有繼續改進的空間。在完善本國法制時借鑒他國往往是大有裨益的，而比起照搬具體制度，學習他國的理論工具與分析方法，吸取異域實踐中的經驗教訓更有意義。考慮到在公共利益與公民基本權利的權衡上，德國的法傳統和法文化與我國相對接近，可以成為有益參照，下文將首先介紹《德國刑事訴訟法》中對不同領域間數據流通的規定，再探尋其背後的理論基礎，並借助相應分析工具解析德國跨領域數據流通中的熱點問題，以彰顯這一工具的有效性與可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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