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史與中國史學的幾種關係

本文討論的第一種關係是正統觀的使用。正統是一個具有政治意識的觀念。中國藝術史學對於正統觀的使用，是從宋代開始的。黃休復與郭若虛在1006與1074年編寫《益州名畫錄》與《圖畫見聞志》，都沒有正統觀。劉道醇在1059年編《聖朝名畫評》，對正統觀才略加用。可是到宋徽宗在1120年御敕《宣和書使譜》與《宣和畫譜》（以下簡稱二譜），對正統觀的使用才普遍而貫徹。這個現象可從兩個角度來解釋：甲、在學術思潮方面，正統觀是在北宋中期由歐陽修在1040年寫成〈正統論〉而建立的。這個政治意識，經過多人的辯論，大致獲得肯定。1080年，司馬光更採取實際行動，把正統觀貫穿到《資治通鑑》這部史學鉅著裏。1006比1080早了74年。《益州名畫錄》裏沒有正統觀，可說因為當時還沒有這種政治意識。1059在1040之後20年。在《聖朝名畫評》裏略有正統的表現，也許是北宋學術思潮對當時的藝術史學的影響之始。1120年在1080之後40年。宣和二譜強烈使用正統觀，可視為北宋史學思潮對北宋藝術史學更有力的影響的結果。乙、在修史立場方面，宣和二譜出於官撰。必需代表官方的政治立場，所以這兩譜對正統觀念的表現，貫徹始終。《益州名畫錄》、《圖畫見聞志》、與《聖朝名畫評》卻都是私撰的藝術史籍。這三位作者的著作既不代表官方立場，所以這三部書對於政治性的正統觀或者不使用，或者時有時無。這個解釋說明在北宋時代，只有官修的藝術史籍，才有正統觀念。本文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國藝術史常在畫家的傳記裏保存後世難見的史料。譬如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的顧愷之、宗炳、與王微的傳記裏，分別保存了這三位畫家的五篇論藝文字。這三位畫家的傳記雖又見於《晉書》、《宋書》、與《南史》，不過這三部史書裏的三位畫家傳記裏，都沒提到這五篇文字。在清人所編的《全晉文》與《全宋文》也與此五文無關。此外，《益州名畫錄》在黃筌傳記中所保存的〈壁畫奇異記〉，是五代人歐陽烱的一篇文章。《宋史》之歐陽烱傳未附此文。明人編《全蜀藝文志》、清人編《全唐文》，雖然歸稱為全，也都未能搜到〈壁畫奇異記〉。中國藝術史具有保存史料的功能，固然是中國藝術史的特徵，其實這種寫作方式，與一般史書在傳記裏保存史料的史學傳統是密切有關的。本文討論的第三種關係是中國藝術史家對書畫家傳記的安排。藝術史家一向是一方面把天子的傳記置於其他人物的傳記之前，一方面又按照書畫家活動年代之先後，作為安排他們的傳記之順序的標準。這兩種安排方式，都是中國史學家經常使用的。不過以馮金伯大約在1739年編成的《國朝畫識》為例，中國藝術史家除了根據時間為標準，又增加了以《詩韻》之韻目為標準來處理傳記之順序的新方式。這就看出來，如以藝術家傳記之順序為例，中國藝術史學家從十八世紀的中期開始，已經不需要完全遵照傳統的史學標準，而能以新的方式來編寫中國藝術史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