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不少翻譯學者都以實例談到了翻譯與暴力。無論貝克(MonaBaker)從以巴雙邊,或艾普特(Emily Apter)從911 後美國對中東國家的緊張關係中,都顯示了翻譯根本無助於調解衝突,甚至有可能擴大誤解;史碧瓦克(Gayatri Spivak)亦以英屬印度的後殖民背景,提出了底層的(subaltern)結構性不公,並以翻譯作出補償;更不用說,早在1980 年代,薩義德(Edward Said)就已經研究了西方人的東方學/東方主義,展示了殖民帝國的翻譯霸權⋯⋯這些例子,都是本書作者莎慕玉(TiphaineSamoyault)在書中提到的。翻譯涉及暴力與政治後果,這觀念似乎已不稀奇,我們不禁自問:「這還需要多說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