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東周 (770-256 B.C.) 或更廣些,謂春秋戰國時期 (770-221 B.C.) 的歷史研探而言,優先序對象已不再僅止於上古傳世文獻的讀解。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疑古、釋古、存古的過程,現當代的文化歷史探究在二十一世紀更多的關注是以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對勘互證為主體:以出土文物文字為主的討論,不能不以傳世文獻的注釋訓解為基礎;以傳世文獻為主的闡釋,也無可廻避出土文物實證徵驗。過去研究古代禮典的傳統,主要憑藉歷代經傳注釋的解析來疏通古禮的各個層面,舉凡禮之節文、禮之法度與禮之名物等實際議題,對於古禮還原、復原其人事,從二十世紀以迄於今,一直有學者致力於古禮之復原。這些相關的研究,當驗證於古奧的禮書記載,在逐條文句的行進中揣度古禮的實踐,不僅呈現物質層面的設置,也考驗詮釋者統御傳世禮書典籍和出土文獻的功力。國內外研究者的專書和期刊論文在近期研究更加著重二重證據的背景推動之下,以已知推求未知;以新知返顧闕疑,在古禮的各項範疇與文本細讀中更加方興未艾。鄭雯馨所著《東周禱祠禮研究:以傳世文獻與戰國楚簡為中心》不僅沿襲著既有的「二重證據法」,更在新出史料的雙重考辨下,以釋古的認識模式為基礎。進而廓清古注疏中的糾葛,以今人顯而易解、化繁為簡的梳理模式,達成辨析古奧異義與推闡禮義的本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