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所名稱：國家發展研究所
學位別：碩士
畢業學年：93年
指導教授：張文貞
多元社會挑戰了多數決式的民主，也連帶挑戰了法院。強調對話與溝通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則是回應這些挑戰的主要嘗試。其強調將溝通制度化，透過制度的設計，讓政治參與及公共決策能夠經由充分的對話溝通，因此，本文稱之為制度化溝通途徑。本文研究的問題，便在於探討多元社會下的制度化溝通途徑，尤其是探討法院在審議式民主中，是否有一定的角色與功能？為了討論此一問題，本文從民主理論出發，去思考將溝通制度化於民主體制中的民主理論，是否可以消弭多數決所無法解決的價值衝突。在獲得肯定的答案之後，筆者進一步以制度化溝通途徑為觀點，針對法院這種制度及其產出－判決，作實證的分析，從中找出與溝通發生關連的具體制度管道。本文首先發現，法院與溝通在實證上有五種可能關係，包括：一、迴避案件的受理，將爭議留給更適合溝通的機關；二、賦予與溝通有關的權利，健全溝通情境；三、引導公共決策能在對話暢通的程序中產出；四、將爭議轉介到更能夠溝通的部門。五、透過判決，與社會或政治部門進行互動與對話。其次，從審議式民主來看，法院有三種理想溝通角色：法院可以駁回案件成為旁觀者、成為溝通情境的維護者、或是透過判決成為溝通的參與者。這三種角色各有制度條件，旁觀者以決策主體具備透過溝通解決爭議的能力為前提；維護者則應介入補強不理想的溝通情境；參與者角色則要求法院改變判決方式：1、避免在缺乏具體爭議的情況下判決。2、窄化影響範圍。3、深化理由的構成。最後本文認為，台灣法院應將程序駁回、徹底袖手旁觀列為最後選擇，並靈活運用賦權與引導轉介模式，來逐案維護溝通情境。法院也應縮小判決影響範圍，以誘發政治部門的回應，並且提供具有實質說服力的論理，甚至扮演不同時空下的「規範」與「（不）在場者」的代言人，讓判決本身成為對話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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