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摘要 |
"臺灣控制新冠肺炎流行，在醫療及公衛面的防疫應變上均較以往有大幅進步，但法制上的挑戰從SARS遺留至今，尚未有全面檢討。此次防疫手段同樣引發公衛目標與個人自由權利之衝突，特別是疾病監測（surveillance）、接觸者追蹤（contact tracing）、檢疫（quarantine）、隔離（isolation）、旅遊警示及限制旅行自由等措施。究竟傳染病監測系統，包括通報制度及接觸者追蹤，在什麼樣的範圍可以正當化對隱私權的限制？疾病監測活動所收集的資料應如何、在什麼範圍內公開？隔離或檢疫手段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對人身自由的限制是合理的？禁止醫事人員及學生、老師出國，是否是對經濟自由及旅行自由的合理限制？歐美許多國家所採取更大規模手段，例如居家避難令（shelter-in-place order,或stay-at-home orders），在什麼條件下是合理的？本文探討上述幾種防疫手段之內涵、法律上要件及限制，尋求公衛與個人自由權利的平衡點。不論是倫理上或法律上，公衛介入手段都應是基於科學證據進行風險評估後的決定，且應符合最小侵害、正義、透明等原則。" |
本站僅提供期刊文獻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