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杼弒莊公」之價值判準的商榷

梁任公先生的「新史學」，對於我國已往的史學，即他心目中的舊史學，頗多微辭。如言史家為史之對象，究應以全民族之運動、變遷、進化、墮落等究其原因，結果呢？抑或該著意於一家一姓之興衰敗亡等等著筆？梁氏認為過去之史學所紀載者，不外君主與臣妾間的關係之事。史家之善惡判準，亦以是否有利於時君者定，所謂「有利於時君者，謂之功，謂之善；反是，則謂之罪，謂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