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作為文化抵抗──大港口事件作為「危險記憶」的解放意涵

十七世紀以降，台灣的原住民族和全球的原住民族同樣面對全球性殖民帝國的剝削、壓迫和佔領。台灣的原住民族和近代國家的接觸時所發生的系列政治運動和事件中，也發動一連串抗暴及部落反殖民運動之浪潮，向壓迫的殖民帝國和缺乏原住民族權利認知的國家機器挑戰，企圖重新建構原住民族在歷史文化變遷中所喪失的主體性1（謝世忠，1987:15-25）。對台灣的原住民族或對阿美族(Pangcah)人來說，130年前所發生的「大港口事件」是讓阿美族社會受創最深，也是影響最深遠的災難。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把「創傷」定義為人們所經歷的「可怕事件」，它在「群體意識上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迹」；對於那些受害者和同情受害者的人們來說，「可怕的事件」就是災難。可怕事件的歷史痕迹構成了對人有持續傷害作用和後果的記憶。台灣原住民族近數百年來的歷史是主體性逐步淪喪的歷史，但筆者認為完全失去主體性的肇始是在清末時期1885年以強大軍事征服、集體屠殺、恫嚇和侵略之沈葆禎、劉銘傳「開山撫番」之番政為最，而且又是以129年前在阿美族發生之「大港口事件」起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