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現代：言說自我的應然與困難

The Lyrical Modern: On the Necessity and Difficulty of Self-Narration

兩年前有機會跟著單德興老師去訪問齊邦媛老師，聽她談談過去的記憶。齊老師談了許多，令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她針對臺大外文系課程改革的這段評論：當年白先勇之所以寫《臺北人》，是因為他跟著夏濟安那一批人才有那種啟發，文學感覺是這樣出來的，自信也是，共鳴也是。我坦白地說，從顏元叔他們回來以後，外文系被革新為「現代化的」外文系，可是像師生間的文學交流和文學感動沒有了，年紀輕的學生像寫《臺北人》那種東西的勇氣也沒有了，靈感給嚇跑了。開始尊崇新批評以後，我們很少有用感覺寫文章的學生，這也已經有三、四十年了。《巨流河》這本書寫得這麼晚也許與這也有關係，因為比較文學剛成立的時候新批評當道，你不能寫這種東西，會被說成簡直是哭哭啼啼的幹什麼，我自己也缺少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