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熊十力（下）

誠然，大多數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並不認為，中國西化的能力實際上得依靠放棄全部文化包袱的意願。即使是最熱烈支持西學的人也了解到，有必要使中國的過去關連到當前的急務上。然而因為他們都感到中國已瀕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相信，富強應該列為第一優先，而意義的問題，諸如精神價值的追尋等，則不急從緩。幾乎沒有人認知到，倫理宗教性的思想始是國家建設的根本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