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BOT的制度缺陷與修法建議

（一九九四年）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二○○○年）以後，開始啟動全面性之公私合作，共同興建暨營造公共設施，近二十年的實踐成果顯示，官商迄今對此制度的認知相當分歧，包含政府零出資；廠商期盼政府大力支持配合，克服諸多融資及法令障礙風險義務歸屬，政府卻常坐視不管；一旦發生營建或興建困境，政府主辦機關動不動即祭出解約或強制接管脅迫民間機構就範。最典型且目前吵得沸沸揚揚的，即有臺灣高鐵案、臺北市柯文哲市長調查之五大BOT案(Build, Operation, Transfer, BOT)。實施快滿二十年的BOT公私合作制度，此時若以個別案例出發，由實踐中檢驗制度的合理性及妥當性，不僅甚有必要，甚至於可說是迫在燃眉之急，因為如果是因為制度設計之偏差，而非人謀不臧的因素，至臺灣BOT制度難以為繼的話，則修改或增補制度，以符合現實，似屬決策中唯一的選項。合理之制度設計應該有足夠之經濟誘因，使民間機構願意與官方共同合作，完成行政任務，造福並履行人民對公共設施使用之需求，也是BOT的主要立法精髓。但是，如果公私合作風險過高，廠商又無合理利潤可圖，尚奢求民間機構與政府共同攜手合作，完成法定公共義務，豈非緣木求魚？釜底抽薪之計，似應由現行法律制度加以全面檢討，再由案例及判決所發現之個別現狀制度性問題，回饋制度面的調整，是本論文主要之討論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