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壓制性與創造性——人權與人口販運法制的被害者主體

Law’s Oppressive Effect and Creative Capacity: Hu-man Rights and the Subject Format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Victims

臺灣在國際的壓力之下，開始介入跨國移動工作者受到剝削的社會現實。我們以政府的力量介入，透過法律的制訂與施行，整合警政、檢調、社工、勞政、移民事務等專業者，建構了人口販運的防制網絡。這些法制上的努力，雖有成果，但原本是要提供一個架構，使來到臺灣的移工得以享有合理的工作環境，而實際的狀況卻更加複雜。人口販運相關法制以刑罰化的設計為主，為了達成打擊犯罪的目的，受販運者一旦被鑑別為「被害人」，實際上被強制留在臺灣境內，成為一個獲得救援與接受安置的「他者」。法律的社會功能，到底是偏向壓制性，還是創造性？本文以田野調查的觀察與反思為基礎，從人口販運法制之「合法律性」（legality）與「正當性」（legitimacy）之關聯，回答上述的議題。作者發現，我們經常只是著重於「依法行政」，或不違反「合法律性」的要求，但是卻忽略了法律可能具有壓制性。實際上，法律於事實的建構上，可能有粗糙、不精準或者片面的狀況，以及法律之執行規則可能欠缺細緻的操作想像。聚焦於「合法律性」的法律操作，其結果為將難解的倫理性議題，僅侷限在權利賦予及官僚專業與否的討論。這使得法律之「正當性」的問題往往不被重視，讓我們忽略了理性法律的操作需要人們的參與及對話。當法律失去看到被害人多元存在與複雜道德衝突之功能，法律的施行往往無法達成人性尊重的目標，甚至成為社會排除的過程。此時，法律的創造性功能不彰，可能成為偏向於具有壓制性。本文以為，為了使法律減少壓制性而較具有創造性，必須重新審思法律主體的建構性議題。人權的推動應該避免落入「加害者」、「被害者」與「拯救者」三重面貌的自我建構，因為這三者的自我建構往往阻礙我們看見人的具體情境，並做出規範上的回應。人權的推動，必須強調人（尤其被害人）的主動性與對話性，才有可能不斷回應在合法律性下新的社會現實；惟有藉由法律的正當性之持續抗爭，才得以促成被害人主體論述的建構性回應，並強化法律的創造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