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臺灣原住民族主體意識的倡議日益高漲,部分原住民族人亦表達希望主導博物館展示話語權與文化詮釋權的強烈訴求。爰此,政府遂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及《博物館法》等具體法源,積極展開「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規劃籌設,期能落實國家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引領文創發展,並建構國家多元族群與文化國力等重大政策。時至今日,國家刻正面臨規劃選址之際,針對此一館舍的相關角色、定位、功能與歸屬等事涉文化政治的多元想像,諸如國家論述/族群主體、臺北中央/原鄉地方、文物櫥窗/生活現場等二元對話與多重論述,可說是方興未艾、百家爭鳴。此外,隨著臺灣日益邁入人類世的時代,博物館的當代意義勢必隨著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體系,以及多元的國族文化與文化分類體系等考驗,進而重新被定義與再詮釋。我們可以預見「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的未來發展,亦將日益與創造它的臺灣社會互為因果,集體制約、休戚與共。本文擬以相關學理檢視當代臺灣籌設「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諸多文化政治現象,探討其政策論述與政治正確,以及臺灣不同族群間如何藉此創造彼此對話與文化識別的溝通平台。換言之,本文期能理解諸如地方性、族群性、現代性與博物館性等論述,如何在人類世概念架構下幫助我們探見臺灣「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的當代建構途徑及其文化政治顯影,進而為臺灣未來博物館治理的整體發展藍圖,提供更臻完善的全貌觀點及其治理構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