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治理：人類學研究的可能貢獻

雖然新自由主義之議題，在臺灣批判地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哲學界已多有討論，並發表了實證與經驗研究成果，而人類學界仍少有探索|《政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黃應貴、林開世編2019）一書的問世，延續了「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系列叢書的旨趣，顯然具有拋磚引玉的貢獻。本書每篇文章皆指出，相較於古典自由主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之創新之處，乃在融合了技術官僚之興起（technocracy）、國家之退場（the retreat of the state）、以及「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之主體形構這三大特點。自Michel Foucault（2008）於四十年前對新自由主義之治理性做出了基本定義，上述論點已屬老生常談，「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瞭解此刻人類生命處境的分析工具（而非「僅為」政治哲學的論辯），臺灣的人類學工作者可以提出什麼特殊的洞見？誠如林開世在〈政治已經逝去？還是到處都是政治？〉一文呼籲者：「研究者還是回到民族誌研究現場開放性地理解政治是如何在在地的生活中被認識與實踐|在探討抽象的理論與冰冷的統治技術如何組合、連接、相互支援或抵觸之後，具體的生命如何在不同的尺度和不同的連結時刻，做出一件可能是模稜兩可卻又路徑依賴的決定」（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