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的電影研究,充斥了認同政治的各式訴求,關懷放在文化族群如何自我再現。從電影過去被理論化的歷史來看,電影研究不必然如此。早年焦點主要聚集在電影的新奇特質,可在視覺的層面複製物體的運動,精確程度超乎人類的視覺。班雅明1930年代論文〈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舉出幾項電影出現的意義:首先是機械複製影像的能力,讓畫作的氣暈敗落、讓原作的神聖性消失;其次是機械之眼無限滲透,影像隨處可得,造就一門既民主又具前瞻性的藝術;最後是觀閱層面帶來的震撼效應,可作社會變革之用。不同的是1950年代的巴贊,在影像的本體論層面固守一個靜止的時間;用來分析史達林的宣傳影片,卻一樣深具政治批判的犀利。符號學和精神分析興起之後,電影理論越走越唯心,又因為把焦點拉到電影的觀閱政治,女性主義理論乃趁勢而起,從敘事學角度質疑觀閱層面父權的操縱。羅拉‧莫薇等人破壞影像帶來的快感,又有偶像恐懼之嫌,其中有傅柯定義的壓抑假設在作用,始作俑者竟是電影影像自己。結果大量的論述(因為壓抑假設的緣故)自我複製,其中又數認同政治的情形最嚴重。女性主義因此陷入兩難:它攻擊視覺拜物陷女性於不義時,又對所謂正確的女性形象(或特定族群的形象)作拜物式的閱讀,使電影研究淪為一個幻影學門。於是,認同政治也可以是個政治倒退,解決之道是去理解人被當作幻影召喚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