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歷史主義與後殖民論述

近幾年來，新歷史主義備受批評，首先是歷史學者認為它一點也不新，而且在方法論上並未提出一貫的見解，甚至於犯了論證上的謬誤；其次是批評家發視新歷史主義只是形式主義的重新包裝，以文本經濟或作品所虛構的模仿資本（mimetic capital）及其複製、流通過程去取代真正的歷史及政治經濟，因此在本質上是另一種形式主義，不外是一群中古、文藝復興專家將自己在後現代社會裏的無力感、尷尬加以掩飾，設想出另一個時代的知識份子與其應有的社會作為，藉比解決學者本身的邊緣地位所導致的困擾；同時，文化批評家、女性主義者也紛紛表示新歷史主義在文化、政治立場上顯得曖昧、中上階級與父權取向、乃至與支配性的霸權沆瀣一氣；隨著大多數的新歷史主義者宣布自己並非新歷史主義者，以及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戲稱新歷史主義與解構批評之爭只是柏克萊與沃買校園之差，新歷史主義儼然成了葛林布雷（Stephen Greenblatt）的專有名詞，所有的責難也紛紛以他為明槍暗箭的目標，例如皮士（Donald Pease）在一篇論文裏即拿葛林布雷代表新歷史主羲，而且以他的著作去凸顯新歷史主義的內在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