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論”視野下的晚清中國及其對外關係－－以《中國評論》(1872～1901)為考察對象

“文明論”是理解19世紀中外關係史的一個重要線索。作為19世紀“僑居地漢學”的重要平台之一，《中國評論》也正是在這一框架下來界定和描繪晚清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對外關係。在“文明”的性質和等級方面，《中國評論》將中國界定為“古代文明”，亦即承認其具有部分“文明”特質，但其“文明”等級又明顯低於西方基督教“文明”。另外，《中國評論》極為鮮明地堅持基督教作為最高“文明”的實質構成部分。在中國應如何實現更高“文明”這一問題上，《中國評論》提出了包括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改良國內法律、接受近代歐美國際法規則等要素在內的較為完整的改革方案，尤其強調以全民改宗基督教來作為道德與信仰的改良方案。與此相關的是，在對待由傳教所引發的各種中外衝突時，《中國評論》的作者幾乎一致主張軍事干預，以捍衛傳教權利，乃至捍衛藉傳教權改造中國基層社會結構的權利／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