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紋身的女孩》：寄／記存空間裡的隱遁遊盪者

遊蕩者（Flaneur）這個概念屬現代性的都市化進程的附帶產物，藉由十九世紀末波特萊爾的詮釋而張揚。遊蕩者以本身的頹廢不事生產作為一種對於頌揚生產力的資本主義之叛逆與反動，而遊蕩者也以著偷窺者的姿態冷峻地瞧著現代化都會的異化而默然唏噓不已。偵探與記者就是專業的遊蕩者，他們沒有固定工作地點，在城市的陰暗角落徘迴觀察，成為現代大眾文化的一種典型，散佈於各式各樣的文類中。自八零年代以降到千禧年，隨著後現代網蟲（cyberpunk）文學的興起，遊蕩者隱遁起來了：他們躲匿至網路數位化的寄／記存檔案裡，以一種更為液質的狀態融入適應（pliable in a state of flux）於新科技的空間中，更加無孔不入地窺探著所有人。而駭客（hacker）就像是新興的遊蕩者，由於後現代的科技世界已由異化（reification）惡延至碎片化（fragmentation），多孔的（porous）的大都會已崩析瓦解，於新自由主義貧富巨差的肆虐下，城市的每一端可棲歇的角落已被隔離成消費特權階級的場所，無產的邊緣人只好遁逃至網路數位化的世界裡游移奔走。瑞典記者作家史迪格拉森的《龍紋身的女孩》（Steig Larsson’s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是他千禧三部曲的首集，描述一位飽受性別暴力以及家虐且滿是紋身的女駭客如何擅用自己的線上駭檔的才華為自己遭受到的不義平反，最後甚至還幫助社會記者揭發一連串的姦淫貪汙弊案，為社會伸張正義。龍紋身的女孩好似舊日三零年代美國冷硬派小說在洛杉磯城郡邊緣遊走的私家偵探，赴湯蹈火為了正義在所不辭。在這個反本質主義的後現代世界裡，性別如同陽具中心（phallocentric）的主體，一齊消溶成一種不穩定的液態：在此例中，男性淪為旁從，女性反而於素來男性當道的偵探犯罪小說中佔據了主體的位置，用一種琳達.哈沁（Linda Hutchen）所謂的“邊界性干擾”（fringe interference）蠶食進入主體系統而達到顛覆的效果。然而，駭客的本質也是以一種自我膠囊（self-encapsulation）的形式衍生成網路脈絡下的一只符碼，從而滲透其中來催發“邊界性干擾”的效應。再者，於寄／記空間內的往來交涉中，龍紋身的女孩逃離了過去記憶的陰霾，在這游移數位化的境地中找到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