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電影範疇中的許多部電影,有很大篇幅此時期的導演所處理的筆者認為都是在某種程度上試圖為台灣在現代化歷程中所經歷的時代下一些具有個人色彩的註腳、批判或者反思。站在影片拍攝的時點上,由兩個方向去走,面向過去而生,透過對於歷史題材、事件的處理,用電影這樣具有藝術作品創造性的媒介,且並非如紀錄片般非虛構影片類型所必須遵守的一些限制,以同時可表達作者(導演)個人觀點和鋪展出文本本上意義的方式,去為站在該時(如1989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片頭文字(圖一))的人們、時代、社會,去進行向更久遠之前具有獨特意義的事件(228事件、國民政府遷台),進行意義的賦予、闡釋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