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控社會中的消息來源保護：《史諾登揭密後的新聞業》

廿一世紀，當真是新聞業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一方面在網路及社群媒體的夾擊下，傳統媒體的閱報率、收視率早已江河日下，生存在懸崖邊緣；另外一方面也拜科技之賜，許多機構內的知情人士勇於扮演「吹哨者」（whistleblower），將大量的資料公諸於世，讓國家的不人道攻擊手段、政客或是企業家的逃稅洗錢這些亟欲被保密之事都被迫見了光。若干年後回顧，「揭密」也許會是過去十年來最顯著的關鍵字：從 2006 年維基解密（WikiLeaks）上線運作、2010 年披露由美國士兵曼寧（Bradley Manning，後於入獄服刑期間接受荷爾蒙治療，變性為女性，改名 Chelsea Manning）所提供的美國軍方機密報告、2013 年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國政府大規模的非法監控稜鏡計畫（PRISM）、再到 2016 年的「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曝光史上最大避稅及洗錢醜聞、然後是 2017 年的「續集」──「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對全球政商名流的避稅行為解密。在重要的新聞事件中，「吹哨者」的存在不是秘密，但曾服務於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的史諾登，不再只是躲在暗處，他選擇帶著文件資料前往香港，主動與新聞記者接觸，公開美國政府大規模的監控計畫。史諾登的行動，昭示新聞業應該從網路技術源頭重新思考資料和消息來源保密的概念，挑戰新聞記者對於數位資料安全的想像和處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