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礙與正義理論

Hobbes以降，社會契約論成為我們思考政治社會建構的基本模式，尤其是民主政治的社會。1960年代以後，Rawls在某種型式的Kant哲學下，再度建構了社會契約論的型態，深切影響我們對正義與權利問題的探索。社會契約論由自由的個人出發，探究其建立共識，構作政治社會的過程及相關問題的處理。某種程度而言，社會契約論的思考必然預設某種型式的個人主義，或是具有相當程度的倫理態度的個人主義，或是浪漫主義式的個人主義，做為社會契約論的個人預設雖有不同意涵，卻少有爭議的具有某些共通性，也就是他們都是相當程度的理性且具備能力的個人。原本這似乎不太構成爭議，然而正在這理性且具備一定能力個人的概念上，標示了健常能力偏見（ablism）與障礙（disability）的區隔，這也正是Sen與Nussbaum批判社會契約論模式不只以處理現代社會隻障礙問題的切入點（Sen 2009；Nussbaum 2006）這樣個人生存樣態的預設為何？我們可以從Kant的論述談起（Kant 2002），他建構了社會契約論思考的先天原則（Kant 2002）。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以社會契約論來構作政治社會或公民狀態時，必然要在一定是的先驗範疇下才可能進行，而他指出了這些範疇是什麼，這些理性的概念設定了某種個人的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