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通志堂經解》輯刻的外緣因素

筆者本擬探討《通志堂經》的成書背景，將分為外在的時代背景，以及內在輯刻者本身的學術淵源兩方面，然限於研討會篇幅，本文僅探討《通志堂經》成書的外緣因素。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為何在清初輯刻《通志堂經解》？納蘭性德對宋元經解的認識為何？其品鑑宋元經解的標準又為何？政治風尚對《通志堂經解》的輯刻又有何影響？本文撰作之旨，乃以《通志堂經解序》及納蘭性德生平背景為材料，論證上述問題，以為納蘭性德經學研究之先導。清初輯刻《通志堂經解》的外緣因素，可分成學術需求與政治風尚兩方面。就學術需求言，宋元儒者，以義理說經，各以其心逆推聖人本心本意，不盲從墨守經傳文字，發揚儒學微言大義，以求形上亙古普遍的真理，以此建立學說系統，並作為衡度前人注疏的標準。如有矛盾之處，則勇於疑經改經，使宋代經學各有師承源流，富含學派特色。納蘭性德深能體會宋元經解的特色與價值，故其《經解序》頗為注重個人創發之處，對於疑經改經者，只要論述有據，均抱持贊成立場。且因珍惜各家經解，對匯集性經學著作，亦肯定其保存之功。徐乾學與納蘭性德兩人在憂心古籍散供的焦慮下，而有輯刻《通志堂經解》的志向與努力。就政治風尚言，《通志堂經解》的輯刻與其《序》的評書立場，頗受康熙學術立場的影響。康熙鼓勵八旗子弟就學應者、詔舉博學鴻詞籠絡漢名士、開日講經筵、尊崇「孔、孟、程、朱之道，對納蘭性德均造成深遠影響，於康熙十年至十九年間，所學所考，所講所論，所親近，俱以程朱理學為主，也導致《通志堂經解序》以程朱之學，作為衡鑑群書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