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詩經新義》的「君臣」與「君子小人」觀

北宋神宗熙寧年間，為改革教育和科舉制度，由王安石領銜撰定《三經新義》，後頒立學官，成為科考定本，影響了宋代學術長達六十餘年之久。本文是以「三經」中的《詩經新義》為研究對象，采用「經史互證」的研究視角，將王安石的《詩》學思想置於歷史脈絡中考察，以探究其政治上的個人觀點。本文分三部分論述：（一）王安石之學雖然號稱「新學」，但是出於「通經致用」和「教育士子」之目的，他在注解《詩經》時，仍然處處依循、維護《詩序》的「政教」主旨；這和同時期的歐陽脩、蘇轍等人的《詩序》疑辨思想，明顯有所區隔。（二）在君臣之關係上，王安石特別強調一種士大夫的自尊和自覺，認為士應以「道」作為去合其君的標準，且帝王必須接受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原則，如此有志之士方能有所作為。（三）王《注》對於圍繞著北宋黨爭的「君子、小人」議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其反對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作為君子和小人的分判標準，指出君子者乃以「憂天下」、「不失己從時」為特徵，而所謂的小人則指「妨功」、「害能」者。這場易針鋒相對的君子小人之辯，也顯現出北宋黨爭的嚴重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