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當代新儒學的再認識與反思（六）

余英時先生的〈錢穆與新儒家〉一文，反映一個客觀的實踐上的問題，我想應該在這裏提出與處理。首先，我謹引述該文的一段文字如下：新儒家從來沒有清楚地指示我們：道統究竟怎樣才能「開出」政統和學統？我們只能試作幾種可能的推測。第一個可能性是說只有悟「道」～進入「道統」～的人才能開出民主與科學。……這一限制太嚴格了。依新儒家的標準，今天真正的悟「道」者恐怕不會超過一、二人。……第二個可能性是新儒家以「先覺覺後覺」的方式激發中國人的良知，然後通過「良知的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與科學。這也許比較最接近新儒家的「開出」的理想，但是也立即遇到一個難解的困境：新儒家既非以傳「教」為本業，則將以何身分並通過何種方式來點撥中國人的良知而期其必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