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中國因外力而產生巨大變動的時期,為應付此千古之變局,清廷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門應付外事,可說是中國的外交單位。總理衙門所處理事宜並不限於外交,還包括稅務、鐵路、郵電與海防等。雖說總理衙門是行使外交的對外機構,但這個組織構成,卻是從中國傳統的設置結構中發展而來的。結構與人事上多有疊床架屋之感。外人在與總理衙門交涉外事時,亦成困擾。因此在八國聯軍之後的議和上,各國提出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清廷亦表同意,而中國外交至此,亦進入了被期待有現代化表現的時期。在中國外交的現代化當中,外交官員無疑是不可忽視的重點。本文以清末外交大員鄒嘉來為討論核心,主要著眼於鄒嘉來乃是科舉出身,並未接受過外交訓練,但卻進入外務部任職,並青雲直上,最後出任外務部的領導者。傳統官員身處新式外交機構,特別是在外交處境艱困之時,其作為值得關注。鄒嘉來在外務部較為人稱道的表現,在於日俄戰爭時,維護中國的局外中立。但鄒能力僅限案牘文書的處理,決策力與判斷力未能得見,在擔任外務部領導者期間,更熱衷於人事運作。外交官員的表現很大程度影響了外交的運作,鄒嘉來作為中國外交大員,在維持弱國外交的目標上,其成就與困境,實值得深入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