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說來,學位論文不是已出版的專書,在學術慣例上,不是書評的對象,因此,書評的撰寫似乎欠缺了一點正當性。然而,若從日治時代台灣教育史研究的角度來看,由於許佩賢的博士論文〈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在問題意識上的拓展極具意義,使書評的撰寫、討論的展開,具有一定的正面意義。從日治時代台灣教育史的研究脈絡來看,早期多半以制度史作為研究取向,主要可以一九七零年代上沼八郎、弘谷多喜夫的著作為代表,既使1988年鄭淑梅關於公學校的研究,仍可見到濃厚的制度史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