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輕的作家走了,全國為之震動。她用自己的方式回應了卡謬所謂「 唯一重要的哲學問題,就是人是否能夠自殺。」事實上,她的回答並未隨著她的自殺而結束。隨著網路媒體上接續披露的訪談內容,我們看到她越來越多的自我剖白,而隨著這些已然沉默的絮語,她的回答竟然越來越像是問題,甚至是質問。當輿論的撻伐從性教育、性別法規、黨國背景、乃至補習體制等方方面面,不斷戮力探究背後的罪責時,她對自己出版的唯一一部作品的談話中卻說:「 讓我害怕的是…他們在談結構時,一個一個的房思琪,是不是就從大網子漏下去了?…大家都看到統計數字,所以我不想談結構,那是一個一個的人。」而面對她親自結束的生命,我們似乎無法對她在自剖中的質問回應半個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