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我們的經典－－從《存在與交涉：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談起

在過去幾年來，不論是政治角力、課綱爭議、乃至最近總統代表國家向原住民族道歉，我們都可以看到：「 台灣」作為一種代表我國共同體的概念，本身的內涵所充滿的含混。含混並非空洞，它是一種可能性，但在具體接觸與認識各種在「 台灣」這個概念當中包含的具體內涵之前，這種可能性仍然無法發展乃至實現，更糟的是，它還可能被濫用。舉例而言，在二○一四年的選舉時，就有特定政黨出於意識形態，以「 皇民」作為污辱對手的指稱方式。同樣地，在二○一五年夏天的反課綱抗爭當中，慰安婦的歷史也被炒作成檢驗抗爭者意識形態正確與否的議題。換言之，台灣歷史當中未曾得到深刻認識的各個片段，因為缺乏承認（ reconnaissance），而無法得到全國共同的承納（ reconnaissance），因此被誤用乃至濫用，而要避免這樣的無間輪迴，我們就得先從認識（connaissance）開始。而對過去的認識，顯然不能只是對於過去「 事件」的認識，在總統代表國家向原住民道歉時，國內族群關係便已向前邁出前所未有的一步，這一步需要得到理解，這理解顯然得站在對過去的理解的基礎上，而對過去的理解也顯然包含著過去的人們對自己的理解。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認識過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