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返鄉旅行：以李渝、朱天文、朱天心和駱以軍描寫臺北的小說為例

台灣作為在歷史中裂變的一方空間，再也不可能返回中國猶如天然，「外省人」竟陷入夾縫，在破滅的「中國」和轉變的台灣之間，成為孤兒。社會位置、經歷年代不同的「外省子弟」小說家李渝、朱天文、朱天心和駱以軍，在八十年代以來發表的創作中，均以相當的篇幅觸及了相關議題。李渝六十年代即出國，長年在海外並參與釣運的經歷，和其他三位有顯著差別，她的小說以「父母的歷史就是我的歷史」，心靈穿梭於父母家鄉、自己成長的台北之間，仍懸念晚清五四以來的苦難中國，卻並不沉緬於民族苦難，以記憶作為救贖。朱天文、朱天心曾以中國為旖旎兒女之嚮往，華年私語的對象，經過社會變動的洗禮，轉以自己在台灣成長過的空間為鄉土；眷村或者台北，都是她們緬懷、致意的核心，在父親的家鄉外另外尋得安身立命的可能，而「中國」卻成為永遠被繞過的一塊。年歲較晚的駱以軍，成長於經濟快速成長、政治開始鬆動的八十年代，雖然也背負著父親的家鄉和逃難記憶，卻因為不曾深刻經歷黨即是國的歲月，更能觀察出父親一代和自己這一代的悲劇根由；而真正踏上父親家鄉土地去「拯救父親」時，則因為時間和歷史畢竟作弄了兩岸親人，體會了一趟他者的旅行，返鄉只是彼此成為奇觀，且更揭露了深層的，存在的困境。孤兒意識在朱家姊妹作品中乃建立新鄉土的根由之一，駱以軍則在返鄉之旅中益發確立了濃厚的孤兒意識，李渝則成為這三者的對照，因為不曾親歷台灣文化政治的變化，而能保持返鄉的溫暖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