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分析對象是「中正二九七號(永福)公園」(寶藏巖)的違建抗爭運動,在歷經不同市府政權的過程下,其策略轉型產生的狀態。隨著都市社會環境的轉變,我們可以見到「文化」議題在其中佔有日益重要的位置;至於做為都市意義衝突戰場的都市社會運動,也放置更多力量在「文化」議題上。然而,必須探問的是,都市政權與都市社會運動在「文化」場域的交鋒中,狀況是什麼?過程中最不可或缺的力量又是什麼?以寶藏巖而言,它搭上違建運動的末班車,以藝術村的外表包裝,爭取住戶權益及違建聚落保存的實質目的。另一方面,台北市政府則在吸納對付違建抗爭經驗的同時,也在一連串都市文化的治理、宣揚、建構手法下,接受了藝術村的構想。然而,此一文化策略將整個運動帶向何方?筆者認為,都市運動若在缺乏市民直接參與鬥爭,以及社會運作之結構性邏輯尚未轉變的情形下,對於促使社會變革(social change)的影響則難以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