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初稿完成之際，適逢“兩會”召開。此間，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公佈，總體思路是“簡政放權”：減少4個正部級機構，轉變政府職能。一句話，讓市場的歸市場，讓社會的歸社會，讓司法的歸司法，讓地方的歸地方，讓中央的歸中央。其實，這一思路，與1978年改革發動時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為何35年之後，又舊話重提呢？也許，一切都源自於10年前的那場公共衛生危機。2003年“兩會”期間，那場突如其來的SARS給我們留下的印象，不僅是刺鼻的消毒水、脫銷的口罩、空蕩蕩的馬路、恐怖的隔離……10年後我們再次回味起來，它留給我們的，還有一個強勢政府、公權力膨脹的理念與執政模式。面對危機時的民眾訴求和公權力的滋生軌跡，強勢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對司法的統攝，找到了合理性基礎。至於背後的合法性問題，也就失去了嚴肅學術討論與理性追問的政治空間。緊接著，面對接踵而至的自然災害、礦難、群體性社會事件、金融危機等，尚待固化的市場化改革成果及社會治理之法治運行機制，則在“萬能政府”的理念之下迷失了方向。漸漸地，“大政府”最終銷蝕掉了最初推行的民生政策所帶來的那些福利，如同早期計畫體制最終消解掉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樣。的確，面對飆升的房價，前任總理溫家寶告誡地產商們的那些話，顯得那麼蒼白無力你們應該對社會盡到應有的責任。你們的身上也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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